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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04-26 19:57:12 点击次数：
“可防御空间”的概念最早是由奥斯卡纽曼在1972年的同名书中，随着城市犯罪问题的不断增加，这个包含犯罪理论元素和一套城市设计原则的概念在70年代开始流行。犯罪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城市规划者、执法官员和建筑师对防御空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利用和批评，设计理念也已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社区实施。
纽曼后来的作品，包括利益共同体和创造防御空间，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想法。纽曼指出，防御空间是一种可以抑制居住环境中犯罪的模型。这些环境可能是特定的建筑、项目或整个社区。他最早的著作集中在城市公共住房项目上，特别是圣路易斯臭名昭著的Pruitt-Igoe住房项目。
纽曼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教授，他指出住房项目中的许多公共空间犯罪猖獗、遭到破坏、肮脏，而更多的私人空间得到了更好的维护。纽曼后来将他的想法扩展到城市居民区。他认为，可以设计这些区域的物理环境，通过影响居民和潜在犯罪者的行为来降低犯罪水平，更具体地说，可以创建住宅区的物理布局，允许居民更好地控制这些地区，还可以阻止潜在犯罪分子在这些区域实施犯罪。
他的理论和设计原则中有四个关键概念：地域性、监视、图像和环境。纽曼建议，可以设计物理空间来创建具有领土影响力的区域，物理元素或标记可用于定义私人或半私人空间，鼓励居民对这些区域承担比完全公共空间更多的责任。创造更小的空间的物理分区可以鼓励居住者采取专有态度，从而阻止犯罪，居民会看到这些区域是他们自己的空间，更加关心并对其中发生的活动施加更多的控制。
相同的元素或标记，无论是真实的（例如，栅栏、大门）还是象征性的（例如，标志、植物），都可以阻止外人闯入地区进行犯罪。
纽曼还建议，可以设计物理布局改善居民的自然监视机会。居民在其环境中随意和定期观察公共区域的能力是减少这些区域的犯罪，和减少居民在使用这些公共区域时对犯罪的恐惧的重要因素。这个想法类似于简·雅各布斯提出的论点，即建筑的朝向应该提供对街道的自然监控。
改善监控机会的具体物理设计包括：内部公共区域（如走廊、大堂和电梯）的布置，从建筑外部可以观察到；公园和游乐场等外部公共区域的位置，周围街道的交通清晰可见；以及提供充足的照明，夜间监视成为可能。
纽曼指出，确保监视机会并不能保证居民会对他们观察到的事件做出反应，在这里他指出了地域性和监视机会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当居民可以观察地区并且对地区发生的事情有某种责任感时，他们将更有可能进行干预。
纽曼对形象和环境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他对公共住房项目的分析上。他认为，高层公共住房项目的形象助长了对项目及其居民的污名化。通常与周围社区显著不同的大型高层建筑群使这些地区成为犯罪“容易命中”的形象。这些地区的形象也与居民的社会特征以及为高犯罪率创造条件的严重设计缺陷有关。
他建议，公共住房项目在更广泛的社区环境中的位置将对项目内的安全水平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他建议这些项目不应该建在已经是高犯罪率的地区，它们应位于安全活动区附近。这些区域包括繁忙的公共街道旁以及政府办公室和机构区域附近。纽曼重申，形象和环境在减少犯罪方面确实是独立的，但它们必须与鼓励领土和监视的设计联系起来。
尽管纽曼设计的各个方面已经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各种项目和社区中实施，但他的理论和主张关于他的设计原则在减少犯罪方面的有效性一直受到很多批评。
理论面临的最广泛挑战是声称它是物理决定论的一种形式，即物理环境决定人类行为。虽然纽曼否认他提出这个论点，但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他确实承认因未能清楚地传达他关于其理论的物理和社会基础的想法而感到困扰。他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既修改了他的原始想法，又从其他角度纳入了更多的考虑。
寻求评估可防御太空计划的研究也揭示纽曼写作的许多其他概念上的困难。纽曼认为防御空间理论可以解释犯罪，设计原则可以减少犯罪，但他始终用非常广泛的术语来指代犯罪，他没有区分影响居民区的非常不同类型的刑事犯罪，没有认识到他的理论和设计原则可能更适用于某些类型的犯罪。
另一种批评是纽曼的论点有时暴露的矛盾性。例如在某些地方，纽曼认为让空间更加私密可以减少外人进入这些区域，从而提高安全性，但他也认为，通过住房项目关闭街道可能会通过减少繁忙大道带来的自然监控而导致犯罪率上升。
许多关于防御空间设计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不一致的发现，一些差异可能是由于用于检验该理论的方法不同，一些专注于建筑层面，而另一些则专注于街区或社区层面；一些研究对居民领土和监视的影响，而另一些则直接研究罪犯模式；一些研究是在社区之间的唯一区别或社区随时间的唯一变化在于地区的物理设计的地点进行的。
在其他地方，物理环境的变化是减少犯罪的更广泛、多方面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情况下，很难将物理设计更改的影响与计划中其他元素的影响区分开来。
许多研究质疑纽曼关于物理设计和地域性，他们认为，一个地区的物理设计与地域性或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之间没有明确、一致的关系。
这些研究表明，物理设计和地域性之间的关系可能因社区和不同人群而异。例如，Sally Merry在一个公共住房项目中的研究发现，防御性空间设计对住宅社会氛围的影响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Floyd Fowler和Thomas Mangione在一个城市社区的研究报告称，可防御的空间特征与增加的地域性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有关，并且在短期内地区的犯罪率较低。帕特里克·唐纳利和查尔斯·金布尔的一项研究检验了一项由纽曼指导的计划的有效性，计划通过关闭显著减少穿行交通的街道，在一个城市社区中建立了小而独特的迷你区域。
纽曼认为，这些迷你社区的犯罪率会降低，因为这些地区会变得更加私密，邻居们会更好地相互了解，并更密切地照顾他们的邻居。计划实施后，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立即大幅下降，下降不是由于居民的领土或监视增加，计划实施后，居民的地域性或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没有变化，计划似乎对犯罪者有直接影响，因为犯罪的大幅减少主要是由于减少居住在社区以外的人犯罪。
街道关闭计划通过减少进入地区的机会减少了外人熟悉地区的机会，它还可能通过减少犯罪后从地区的潜在出口路线来增加被抓到的风险，它还通过减少常规的驾车通过交通减少了无预谋的机会主义犯罪。
许多后来的犯罪学理论和犯罪预防方法都包含了纽曼提出的思想和概念，近几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物理环境在塑造犯罪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领域环境犯罪学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 1991) 强调地点的重要性。日常活动理论关注三个因素：合适的目标的可用性、缺乏合适的监护人来防止犯罪以及可能的犯罪者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受到物理设计、地域性和监视的影响理性选择理论假设犯罪者权衡其犯罪的潜在利益和成本，他们权衡他们的罪行被观察和打断以及被抓住的可能性。
同样，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受到他们对物理环境的感知的影响（Cornish & Clark, 1986）。最后，通过环境设计和情境犯罪预防方法预防犯罪提供了比纽曼原作更广泛的物理环境视角。
虽然可防御空间理论存在诸多漏洞，但它的传播程度之广说明了它仍有一些可取之处，而且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空间设计本身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脱不开关系。
种族不平等在60年代后期在底特律、纽瓦克、纽约、洛杉矶和其他城市引发骚乱后，联邦政府对财产犯罪的担忧以及对非裔美国城市居民造成精神病理学的关注超过了对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的愤怒，这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的三个委员会的报告中很明显：克纳委员会的全国内乱咨询委员会报告（1967年）；道格拉斯委员会的报告，建设美国城市（1967-1969）；以及凯撒委员会的报告《体面的家：总统城市住房委员会的报告》。
克纳委员会的报告以戈登·帕克斯 (Gordon Parks) 拍摄的一系列生动照片为特色，这些照片也出现在LIFE杂志上。帕克斯的形象直面“贫民窟”中黑人家庭“人格工厂”的所谓病态，并将对结构性经济问题的担忧转移到居民自己身上。同样，道格拉斯委员会的报告在解决不平等造成的人力成本之前，对骚乱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了分类。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官员们开始将故意破坏和财产损失视为一个指标，还当做造成社会弊病的一个原因，导致的其中一个结果是“破窗理论”的兴起，理论表明修复和防止财产损失可以修复和排除非法和内乱。由社会科学家James Q. Wilson和George L. Kelling于1982年详细阐述的“破窗理论”通过鼓励警察部门针对财产的小规模犯罪进行打击，从而塑造了今天在纽约和许多其他城市采用的警务策略。
结合日益声名大噪的破窗方法强调维持秩序的警务，增加了官员和公民之间的执法互动次数，为普遍的骚扰和偶尔的致命暴力奠定了基础。因此，那些反对将枯萎的视觉迹象与更人性化的问题混为一谈的人对破窗理论进行了严厉批评。
威尔逊和凯林的理论被一个已经熟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奥斯卡·纽曼工作的城市所接受，他在1969年至1972年间利用纽约市住房管理局的警察数据发展了自己的防御空间理论。
破窗和防御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大众理解和公共政策文件中，两者都假设与枯萎病的视觉迹象作斗争可以改善社区并预防犯罪。
仔细研究纽曼1972年的著作《可防御空间：通过城市设计预防犯罪》，我们可以发现，这本书帮助发起了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CPTED) 运动，发现早期版本的破窗理论强调自我监管而不是市政执法，每个所谓方法都基于一个有缺陷的假设，即减少视觉上的枯萎迹象更不用说设计更好的城市环境是解决美国黑人面临的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可接受替代品。
除了可防御空间理论，纽曼还在1969年促成了一种奇怪的可能性，即通过核武器在曼哈顿下方炸出一个巨大的地下球体，然后空心的空间将只占体积的一半，而普通城市则拥有街道和建筑的网格，还有几层进一步的地下空间和巨大的“空气过滤器”到达地表。
纽曼写道：“曼哈顿可以有六座这样的原子城市在城市本体下面……地下城市的真正问题是缺乏风景和新鲜空气，但它很容易与地表接轨，而且我们的空气本来就应该过滤，我们大多数人从我们的窗户看到的是别人的墙。”
John F. Ptak甚至计算了体积：“计划的作者推测在曼哈顿基岩上建造这座球形城市，据我所知，结构的体积为5平方公里，顶部开始于时代广场下方约365米处，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是”要挖的洞，这将是米德湖体积的很大一部分，让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洞犹他州的宾厄姆铜矿的规模看起来像是后者工作量的一个计量单位。
宾厄姆坑宽3.2公里，深约1.2公里，这意味着需要挖掘这个洞才能在地表以下约1公里处达到1.92公里直径的球体，这个规模约等于需要改道哈德逊河和东河，并将挖掘范围扩大到泽西岛。”
这个方案本来是为了抵御核武器袭击，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但仅仅是当做想象依然有很多不合理之处，除了地下曼哈顿，还有很多战争相关的城市规划想法。
二战期间法国曾经计划要在巴黎旁边建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假巴黎，以此迷惑敌机进行轰炸以保护真巴黎的安全，这个假的替身拥有和巴黎完全相同的规划面积，街道划分，甚至包括埃菲尔铁塔等地标都一应俱全，但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实施，因为还没开始建设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